疫情时期，我经历了个人信息收集“六重关”

文/东贵 Rocky

强调社会治理现代化不能忽略它的最大前提：依法治理。

倘若以维护公共利益目的的名义，就能忽视对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，那么新的公共危机在所难免。

相信你和我一样，在疫情期间被多次要求上报个人信息，它们来自社区、小区物业、车站、机场、道路设置卡口等等。

除此之外，政企之间还通过合作，利用大数据来掌握人员的流动情况，部署相关的疫情防控工作。

政府获取必要的个人信息有助于疫情防治，但个人信息的收集、使用、监管和后续处置等工作都应依法开展。

否则，这次堪比“人口普查”规模的个人信息收集将会埋下新的公共安全隐患。

01

我所经历的个人信息收集“六重关”

人类防控大规模传染病的经验是“试错”的累积。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阻断病毒传染的扩散是项艰辛的工作，它需要对感染者的生活轨迹作出详尽调查。

因此，诚实陈述成为抗击疫情的一剂“良药”，而瞒报和谎报将会使公共利益遭受巨大损害。

以我居住的深圳为例，在疫情期间就曾被要求在省、市、区、街道四级行政单位和深圳市公安局的网络页面中填报个人信息。

另外，社区网格员还要求房东上门收集我的个人信息，线上加线下共计6次。

这个过程让我产生了很多疑问，如：

这些单位是否有权收集我的个人信息？

我上报的个人信息是否有遭受泄露的风险？

以及各方“重复收集”个人信息是否必要性呢？

02

谁有权采集我的个人信息？

通常，依据《网络安全法》对个人信息的收集需取得被收集者的授权同意，但在疫情时期，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作为特别法优先一般法免除了被收集者的授权同意。

在做法律检索后发现，依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12条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第30条的规定，下列机构具有收集与疫情相关的个人信息的法律授权：

1.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；

2. 医疗机构；

3. 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。

另外，依据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第40条等：

街道、乡镇以及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扮演协助者的角色，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、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和报告。

在我经历的个人信息收集中，广东省、深圳市、工作所在地的南山区、居住地所在地宝安区的福围社区、深圳市公安局，这五方分别以通过了微信的公众号、小程序、扫码跳转页面等方式向我收集个人信息。

5个线上收集个人信息产品和背后的法律主体

严格依照法律条文解释，这些公众号、小程序、跳转网页背后的法律主体都未享有法律授权。

它们不是疾病预防防控机构、卫生行政部门，更不是医疗机构，也不能定义为“有关部门制定的专业技术机构”。

但虽说上述主体未享有明确的法律授权，这些工具本身却承担着政府服务的功能，况且卫生行政部门所在地的政府领导，当疫情紧迫时，使用这些工具采集个人信息具有部分的合理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我所居住社区推出的“福围社区出入平台”，其网络页面的管理者为主体为“深圳微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”（下称“微盐网络”）。

这家公司在其官方页面中声称与约300多的各级政府、人大、政协、事业单位合作政务项目。

微盐网络的个人信息采集页面

依据相关法律，基层社区仅扮演着个人信息收集的辅助者角色，将项目“外包”给微盐这样的商业机构并未具有合法性。

同样，我还经历第六次的线下个人信息收集，它是由社区网格员“外包”给了房东上门收集。

我不想苛责基层组织的“懒政”。

据调查，福围社区所属福永街道的辖区约有40余万居住人口，但仅有389名网格员（截至2019年5月数据）。

在短暂时期内，仅依靠他们完成堪比“人口普查”规模的调查，实属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以上所述，在我经历省、市、区、社区线上和线下的个人信息收集“六重关”中，作为收集主体是否具有合法性存在较大疑问。

或许“粤省事”、“南山政务服务”这类政务服务平台的数据接口会对接卫生行政部门，但在整个收集过程中，都并曾向我告知提及。

03

我被收集的个人信息会安全吗？

经历个人信息收集的“六重关 ”后，我会担忧：我的个人信息会安全吗？当然，很多人有和我同样的忧虑。

微博网友的质疑声

难道凭借这些单位的自觉吗？当然不切实际。目前，对违法收集个人信息规定了事后惩治手段，但欠缺了事中的监管。

在法律上，最严厉的话是能以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”来追究刑责，但在事中监管却一片空白。司法可以打击违法者，但遭受泄露的个人信息，将却无法回归受保护的状态。

5次线上登记的个人信息内容

在我经历的5次线上登记中，它们分别采集如上图所示的个人信息内容，各方在采集的个人信息有很多重复，也有略微不同的差别，但各方都要求填写了姓名和身份证号。

这些个人信息采集范围并不局限于我个人，甚至要求到与我同行人、同住人的基本信息，可我哪里对他人的基本信息进行处分的权力？

更奇葩的是，在我所居住的福围社区甚至要求上传个人正面照，每次出入岗亭时，工作人员看看照片，然后再看看我的脸，对比确认后放行。

被这样查验的感觉很糟，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前些年的地下裸贷，人名、身份证加上一张人脸即可完成高利贷放款，我只能庆幸自己的照片是穿着衣服的。

另外，在线下的房东登门收集的个人信息时，我口头回答了她对于我最近行程的询问，并上报了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，这些信息被写在了纸质的笔记本上。

可我却不知道这些信息会在层层上报的过程中被多少人阅览。

个人信息具有交易价值，信息的体量越大，市场交易价值越大。

一经泄露便难以挽回，而且当你发现它被泄露时，甚至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出了岔子。

我在疫情期间就接到一家游戏公司的电话，客服小姐邀请我注册玩它们的游戏。

但作为几乎是“游戏绝缘体”的我，对于这家游戏公司是如何获得我的联系方式则是一头雾水。

在这种事上，我通常做法是会在询问客服工号和他们的公司名后，“恐吓”他们将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。

但我知道，我压根无法根除这种情况，只能在接到骚扰电话后暴怒，在收到的骚扰短信上回复“T”，有时候回复的是“N”。

个人信息泄露收到的骚扰电话和短信

疫情被宣布爆发的前期，很多由武汉返乡的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，这些信息包括个人姓名、身份证、手机号、户籍地址、现住址、就读学校、监护人信息、往返交通工具等信息。

这些个人信息将永远以excel表格的形式流传在网络中。

大量的武汉返乡的个人信息遭泄露

或许这些个人信息在阻隔疫情工作起了作用，但对于当事人个人信息保护的不利，这让他们的个人信息“裸奔”在网络之中。

他们的生活已不堪其扰，但恐怕今后还得担忧会不会无休止地接到骚扰电话、诈骗信息甚至是敲诈勒索。

2016年艾滋病感染者信息遭大规模泄露，该案至今未破获

04

我上报的个人信息将被如何处置？

疫情结束后，我上报的个人信息将会被如何处置？这个问题在我所经历的个人信息收集“六重关”中从未被告知过。

我知道：个人权益需要在公共利益面前作出必要让渡，但我最起码的知情权应当受到保障。

在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网络安全法》以及中央网信办在2月9日发布的《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》中都未提及到这个问题。

那么我可以从“使用目的”的角度出发作出解释：

收集个人信息是用于疫情防控的目的，那么在疫情结束后，起初的收集使用目的不复存在，理应当对个人信息进行应及时删除或进行匿名化处理。

 i深圳仅告知信息采集目的，对于信息后续处置未作出任何说明

但遗憾的是，收集各方均未向我明确作出这样的承诺。

这让我每次被收集个人信息时，都倍增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。

我深明大义：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权利需要作出必要让渡，但这绝不表明我将甘愿承担信息泄露带来的风险。

过去，国家话语中不断反复强调“社会治理现代化”，但这在疫情期间的个人信息收集工作中并未体现。

深圳号称“中国硅谷”，但各方的收集的个人信息都是一座“数据孤岛”，多方“重复收集”个人信息的做法让人不堪其扰。另外，在这个过程中也明显地增加了行政成本的支出。

采用微信公众号、小程序、扫码等手段收集，虽然避免了线下接触，能够有效安全地收集个人信息，但这些产品背后的法律主体，从根本上并未享有明晰的法律授权，纵使行为具有合理性，也不能弥补合法性的缺失。

在我看来，强调社会治理现代化不能忽略它的最大前提：依法治理。

倘若以维护公共利益目的的名义，就能忽视对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，那么新的公共危机在所难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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